冬去春来，转眼已过了数年，现在已是大业五年的三月，从仁寿三年八月份算起，杨勇成为皇帝实际上也有三年半的时间。
这三年多时间来，杨勇做了五件事，一是重新划分地方行政区域，撤并一些重复设置的州县、二是重修律法、三是大力提倡官学、四是开建永济渠、五是大造战船。
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混乱，周朝末年，计有州210，郡580，县1124；平定陈后，隋又得南朝30州、100郡、400县。因此隋初共有州241，郡680，县1524个。
基本上一州领五到六县，郡一级却形同虚设，官员机构隆肿不堪，以至朝庭到了年底窘迫到连官员薪俸都无法发放的地步。
开皇三年，杨坚果断地罢天下郡，实行以州领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于开皇九年（589年）平定南陈统一全国后，杨坚又将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推行至全国，到仁寿时，仍然有近二千个地方行政单位。
杨勇登基后，朝庭重改州为郡，并对部分州县撤并，大业五年，全国郡为190，县1255。比起仁寿年间又减掉了五分之一郡，五分之一的县。
这么多的行政区域撤减，自然产生了许多去职的官员，不过，这些官员也不是没有去处，大隋正是蓬勃发展之时，朝庭在郡上设置司隶、刺史十五员，司监察之职，运河的修建和管理又需要一大批官员，加上纺织业的大发展给工部和户部又增添了不少官员，除非是少数实在没有能力的官员，否则都基本得到了新官位，撤并五分之一地方行政区域后，大业五年的官员总数比起大业元年还有所增加。
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事，对于一个朝庭来讲，随着开国后承平时间越久，官员必定会越多，直到后期甚至会产生大量冗官冗员，这一点，宋朝无疑是典范，以至于到了明朝则矫枉过正，万历年间还有大量官职空缺，朝庭对于地方的掌控全部依靠地方士绅，民间空有大量财富，政府的税收却少得可怜，加税只能落到最贫穷的老百姓头上，最终被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压垮。
官员太多固然不好，官员太少也会出问题，这其中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眼下大隋官民比例还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暂时不用为官员增加而担心，撤并地方行政区域只是为了能更好的贯彻朝庭对地方的掌控，若不是现在还不成熟，郡上面有必要再设省一级，这样一来，虽然还是回到了原先地方三级行政制，不过，比例要比原先合理得多，大大减少机构的重复。
新的大业律已经在大业三年颁布，相比于开皇律，从十二篇增加到了十六篇，比起以前多了契约、交通、卫生、专利四项。
前三项都很好理解，契约对于商人来说是一个好东西，以前虽然有房契，地契等物，不过，商人交易多半还是依靠道德约束，只是口头约定，而契约则除了道德约束外，明明白白的将双方的交易内容摆到了纸面上，刚出来时，许多商人依然按照原先的做法，对契约并无多大兴趣，后来尝到甜头后，买卖中签订契约的比例越来越高。
交通、卫生两项的效果也是立竿见影，自从有了交通、卫生两项法律，京城的出行和卫生状况大有好较，至少大街上不会再有人骑马横冲乱撞，也不会到处是大牲畜的粪便。
只是专利一项却有些让人模不着头脑，直到有一名织厂女工再一次改进纺机构造，将织布的效率再次提高一倍，农学院花了一万贯将专利买下，其他织厂必须交专利费才能使用后，一些人才恍然大悟，一时之间也出了一阵申请专利之风，毕竟虽然不知道农学院会从其它织厂得到多少专利费，单是那名女工得到的一万贯足以让绝大部分人眼红。
为止，工部下面同时又设了一个专利局，专门接待要申请专利之人，不过，大部分人申请的专利注定不能授予，因为他们申请的都是通用型的东西，只有一些秘方或者新改进的技术才会得到专利，倒是有不少工匠和练丹的道士提请的专利得到通过。卖出去后就得到了一笔横财。
最大的一笔专利费产生于大业四年三月，宣州泾县下面的一户曹姓人家，改过祖祖辈辈对汉朝蔡论弟子孔丹用青檀树所造出来的白纸进行改良，造出远胜于以往纸张的宣纸，这种纸质地纯白细密、纹理清晰，经久不脆，不会褪色，后人称赞其纸寿千年，特别适合用来书写。
当时正值全国读书之风大炽，若是能大规模生产，必定会给其曹家带来滚滚财源，可惜曹家虽然祖祖辈辈从事纸张生产，将宣纸造出来后家产却差点折腾光，根本无力大规模生产，更怕纸张的秘密泄露，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抱着试试的心里，拿着样品到京城的专利局申请。
不想，申请一递上去，马上专利就被批准下来，更是将农学院惊动，农学院院长，以前东宫管家邹文腾亲自出动，提出五万贯将宣纸生产的专利买断，曹家不过是中等人家，从祖辈开始做纸品生意起，家产也从来没有超过五百贯，如今更是将家产折腾精光，进京的费用还是东挪西凑，一听到农学院要用五万贯将专利买下，当时曹姓家主脑袋就晕晕糊糊，差点一口答应。
不过，曹掌柜毕竟是做生意出身，骨子里有着生意人的精明，还是抵住了诱惑，最终农学院以五万贯的专利费，加上不低于五万贯的投资生产宣纸，两家共享专利，双方二八分成，曹家占其中二成，农学院才拿下了这份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