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不如暂时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分会’，等会议结束后，将相关会议章程和会议结果函告留美、留日同仁，让他们各自成立美洲分会和日本分会。我们三者之间平时互相交流沟通，但互不统属。等国内立宪成功，党禁一开，我等再在国内合力共建正式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统属欧洲、美洲、日本这三个分会。您看样？”
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动辄根据地域或生活背景，标为“x党”、“xx派”。这种风气在学界也存在。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留洋经历的人多了，就一度出现留美派、留欧派、留日派之别，甚至待遇都有区别。留欧、留美的工资最高，留日的往往低上三四层；至于没留过洋的土鳖教授，一般只能拿到留欧、留美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儿，搞得刘半农、向达等人都三四十岁了，还要出国镀镀金。
而且这种风气也很明显地体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置上。国民政府在1928年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在成立之初，中研院就被欧美派牢牢把持，针插不进、水泼不透。在迁台之前，两任院长：
蔡元培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四年旁听生；
朱家骅则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
中研院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是总干事，在前后十一任十位总干事中：
杨杏佛，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
丁燮林，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
丁文江，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双学士；
朱家骅，德国柏林大学博士；
任鸿隽，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傅斯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
叶企孙，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哈佛大学博士；
李书华，法国图卢兹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
萨本栋，美国斯坦福大学学士、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博士；
钱临照，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这十个人中，居然无一不具欧美留学背景，更有8人是获得欧美高校的学位。
相对于中研院的纯粹，在1929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就显得斑驳许多，这里面自然也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但更多的是被日本留学背景和土鳖派渗透盘踞，前者如吴敬恒、周作民、崔敬伯，后者如顾颉刚、卓定谋等，成为各自派别的自留地。
从这一方面来说，真应了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学术圈也不例外。
孙元起想了想，便点头答应吟苜所言极是。那就按你说的办”
接下来，几个人在孙元起的指挥下，把李复几带来的参会人员名单按照所学专业分好，各个学科的学会也就随之变得一目了然。
农学只有中国农学会、中国林学会两个一级学会；医学也只有两个：中国医学会、中国药学会；相对来说，理、工两科因为学的人多，分的也细。
就拿理科来说，就有中国数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生物学会等近十家。
至于工科，那就分得更细了，甚至在孙元起的建议下，即便没有学生，也搭起了中国兵工学会和中国核学会的空架子。
分好之后，大家开始着手准备各种讲稿，印刷会议文件。
在忙忙碌碌间，圣诞节翩翩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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