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这座几经战火的城池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又重新繁华起来，昔日处处伤痕的墙城已经整修一新，街面上人来人往，各种货物琳琅满目，在大街上走上一圈，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
夏完淳和杜登春两人踏入淮安街头时看到的正是这个情景，这里几乎找不到两次战争的一点痕迹，仿佛是一个已经承平了数十年的城池。
淮安之所以能这么快的恢复，是因为这里有盐，淮盐，淮盐因淮河贯穿整个盐场而得名，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的海岸带上，有着全国最广阔的沿海滩涂，而且气候四季分明，正适宜于海盐生产。
早在吴王阖闾时代，这片海岸就开始煮海为盐，汉武帝招募民众煎盐，昼夜可产千斤。唐代开沟引潮，铺设亭场，晒灰淋卤，撇煎锅熬，并开始设立专场产盐。到宋代，煮海为盐的工艺已很非常成熟。
作为小农经济的封建王朝，盐是唯一每天所有人都要用到的商品，唐、宋以来，盐课常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而两淮盐课又占全国盐课收入之首，两淮盐业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到了大明，盐课收入下跌到税赋的十分之一，这是因为大明初期，盐法和边计紧紧相连，盐政立法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国家对盐业的控制，通过输粮、输米或纳粮米及其他军用物资领取盐引到盐场支盐经销的方式，来解决边疆驻军的吃、穿、用，从而巩固边防。
这种盐政边政相结合的政策称之为开中制度，这个开中制度，使得明初时边疆百万大军几乎不需朝廷供养就能自行养活，为此，朱元璋得意的讲：“朕无需一两饷银而养百万大军，到仍亘古未有之举。”
可见，大明财政对盐业的依赖非但没有比唐宋时期减轻，反而加重，不过，这个令朱元璋无比得意的开中制度到了明中期就破坏殆尽，由于盐业的巨大利益，官员、勋贵、太监互相勾结，倒卖盐引，私自夹带，使得商人辛苦运粮到边关获得的盐引价值大为降低，入不敷出之下，再也没有人肯运粮到边关。
到了成化年间，开中制度再也无法执行下去，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巡抚右都御史刘敷疏请两淮水乡灶课折银，每引纳银三钱五分，开始了开中纳银的试行，弘治四年叶淇为户部尚书，着手将开中折色推行全国，朝廷正式命令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不等，至此开中折色制度正式确立，商人不再需要运粮到边关换取盐引，而是直接交银换取盐引。
开中折色后，朝廷在盐政上的收入大增，张居正主政期间，每年朝廷盐税收入一度高达五六百万两，其中两淮盐税每年贡献二百余万两，除去给边关的各种开销，盐税一年可以节余一百万两，张居正死后，太仓存银因此高达一千多万两，万历年间能够支撑大明进行三大征，实赖张居正留下来的一千万两存银。
现在南明朝廷在盐政上还是继承原来的开中折色制度，只是盐税的收入却少得可怜，以弘光元年为例，朝廷在盐税上的收入不过三十多万两，其中两淮盐税依然占了大半，缴纳了二十余万两，可是它最高峰时相比，只有差不多十分之一。
这么少的收入，当然不正常，虽然说大明丢了北方数省，两淮盐业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根本没有影响，北方数省原本吃的就是长芦河东方面的盐，而且两淮盐业还一举夺得了山东灵州盐场的销售区，盐业生产只增不减。
一个朝廷的吏治几乎决定了一个王朝的成败，凡是国家初期，莫不是吏治清廉，官员兢兢业业，国力才能蒸蒸日上，若是到了中期，吏治渐渐腐败丛生，朝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后期，吏治积重难返时，王朝就离崩溃不远了。
眼下南明完全继承了以前大明的官吏，这已是一个王朝的未期，吏治自然谈不上清廉，王福心知肚明，只是以前顾虑若是动了吏治，会引起官僚和士绅的离心，在没有击败满清之前，根本没有作整顿吏治的打算，为的就是在自己对满人御驾亲征之时，各级官吏不会扯后腿，可谓是用心良苦。
如今满人的文字狱几乎将南北官僚，士绅全体得罪，加上有前次大胜满人的战绩，王福完全不用担心官僚士绅还会对满人主动投靠，这种情况下，王福对于吏治的腐败再也难予容忍。
今年上半年，大明财政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海关收入五百三十余万两，银行铸币收入七百五十余万两，仅两项收入加起来就有近一千三百万两，而作为正税的田赋只有三百五十万两，盐、铁、茶、瓷、丝各项的专卖半年只有四十余万两。
三百五十万两的田赋，分摊到大明上亿民众中，每人不过交纳三分五厘银子，一年两次也不过七分银子，只能买七升大米，这样算来，大明的赋税实在是轻的不能再轻，事实上民众却是深受苛捐杂税之苦，为了完成官府的赋税，即使是在南方富裕之地也有人一年难得吃几次饱饭，虽然没有饿死之忧，也是穷困潦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