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忠彦和武好文来访的时候，程颐还在病中。他披着一件厚厚的木棉布做成的棉袍，站在门阶上相迎，发出一连串极为剧烈的咳嗽。
武好文行过礼，然后仔细端详了眼前的老人一会儿，老人可能有七十岁了，留着稀疏的白胡子，看上去有些虚胖，面色苍白如纸，透出一抹病态的红润。
和来访的韩忠彦见过礼后，他转身复又回到房间里面，韩忠彦和武好文也跟了进去，两人都感到一股迎面扑来的暖风还有浓烈的中药味道。
原来这间陋室之内还生着炉子，火苗子乱窜。
铁炉上还挂着个药罐子，药水已经烧开沸腾，水汽和难闻的药味噗噗涌出。
一个长得非常高大雄壮，留着一部络腮胡子，仿佛是个武夫的中年男人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汤，来到了程颐跟前，“老师，该吃药了。”
这男子就是侯仲良，后世称为“侯子”的大儒。他是河东太原人，祖上是北汉名将，号称勇不可当。不过在侯仲良祖父一辈就弃武从儒，走上了科举等第的路线。而这位“侯子”之所以被称为“子”，他走的自然也不是科举入仕的道路了——考科举是做官的路线，但是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当然不能只有做官一条路线了，必须有人做学问。
侯子侯仲良还有他的老师程颐、程颢就属于做学问的儒生，做大了就是大儒，做不大就是措大了。
在北宋，儒学的研究气氛其实是很盛的，大师辈出，学派林立。比较著名的就有以二程为首的洛学，由申颜、侯可、张载所创立的关学，由王安石领衔的新学（王学），由苏家父子兄弟领衔的苏氏蜀学，由大儒周敦颐所创立的濂学等等。
而这些儒学大师们都在研究什么呢？当然不是研究写作文了，儒学不是文学，更不是考试学，作文当然要写，但这个不是主要的研究方向。
儒学的研究方向用后世人比较能听懂的话来解释，大致上就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呃，三观一定要正确啊！
三观之中的前两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伦理纲常，四维八德”，就是怎么构建一个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北宋儒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大体上还是挺正确的，只是在这么实现儒家理想社会的问题上，除了写文章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手段了……用儒家的话说，这就是典型的知易行难啊！
而三观中的世界观，用儒家的话说，就是“道”，就是《论语.里仁》中，朝闻道，夕可死矣的“道”！
也就是说，儒家的“道”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这一点就是儒家和宗教最大的区别所在。
儒家没有一个万能的上帝或是真主或是佛祖，可以创造出一切，可以给出一个无法证伪终极的答案——比如人死后灵魂上天堂就是个无法证伪的答案。
这是儒家的缺陷，同时也是儒家的优势。
缺陷在于世界观的缺失，没有一个万能的神，没有一个无法证伪的终极答案，因此就不容易团结和利用愚民。
而优势则是有利于儒家的学者去探索“道”，去吸收他家的精华……呃，儒家固步自封是后来的事情。至少在宋朝，各个儒家学派还是很积极的在求道、寻道，甚至不惜从别的学派和教派那里吸收养料。大体上的路线就是儒学为宗，融通三教，兼采诸子。
也就是说，要从佛道的神学体系中上找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也不排斥其他的方法——这样的路线从21世纪的观点来看，肯定是落后的。
但是在12世纪初，其实大家都这样。科学理性只是神学的一个分支，是用来证明而不是质疑神的工具。
相比之下，中国的儒家还是最开明的。巴格达的天方教理性派学者要是敢质疑真主，多半就是大石头砸死了。基督教那边更不用说了，火刑柱伺候啊！大宋这边，佛祖老君随便质疑，亚龙湾都不用去的。纪忆那厮信奉明尊的，要是在罗马直接可以开烧烤了，在大宋这边谁在乎？
因此后世人认为的儒学和科学一定犯冲，纯属是无稽之谈。至少在北宋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北宋不过就是有些士大夫认为技术创新是“奇技yín巧”，是“艺成而下”的“小道”罢了。
但是“小道”也是“道”啊，不少宋朝的大儒自己都挺喜欢搞“奇技yín巧”的，也没听说哪个儒因为这事儿给打发去了亚龙湾——哦，苏东坡就是个“奇技yín巧”的儒，不过他去儋州和“奇技yín巧”无关。
而中国的儒学在后来之所以走上了保守主义的路线，其实也是天方教理性派一样，挡不住蒙古人的屠刀而已……而在野蛮人的屠刀之下，神学的生命力，肯定是超过科学的！
……
程颐已经喝完了苦药，一边咳嗽一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韩忠彦也同样坐在了椅子上，侯子侯仲良和武好文，则侍立在程颐和韩忠彦背后。
“相公，令婿可是进士第六啊，真的还要跟随师圣修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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